总则不同之处是继受了《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第1章），舍弃了客体之一的物，留到物权去规定，以及有关担保提供的专章。

数量管制作为一项可能会严重损害网约车平台（企业）及其司机利益的措施，有关部门应对之实施效果进行动态监控，而非放任自流。进入专题： 网约车 数量管制 。

（二）规制政府权力，适时启动立法后评估 在明确了网约车数量管制措施不可能短期内就被彻底取消的基本前提，则不得不对如何规制政府的权力进行研讨。尽管内有传统巡游出租车数量管制的失败案例作为前车之鉴，外有国外逐步放松数量管制的国际大势所趋，但是改革因将触动多方利益，绝非纸上谈兵那样简单。可能是为免遭舆论质疑的再次聚焦，这两地目前网约车新政尚无进一步动作。[[7]]对于这一观点中所主张的无数量管制，笔者是赞同的。[[9]]通过对上述意见进行分析可知，支持对网约车实行数量管制的理由基本与上文中所分析过的支持数量管制在传统出租车领域中适用相符。

[[8]]而对于将管制模式调整为单一的价格管制模式，笔者则持异议。一旦发现在数量管制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如引发或加剧了普通民众的打车难、出行难问题，引起相关利益群体的不满情绪或反抗行动，规制机构工作人员寻租现象严重，或是加剧黑车市场的扩张，增加打击非法运营的制度成本等问题时，政府及其交管部门应及时进行调查了解，引入独立性较强的第三方主体进行测评，反思政策实施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动态调整规制思路及方法。这一权力具有被滥用的可能，由此具有了通过例外来颠覆常规的危险。

（2）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包括第1项、第2项、第5项、第9项、第10项和第11项，共6项。[2]因此，地方改革试点通过提供试错机会和积累经验教训提高了改革的科学性和稳妥性。在第11项决定作出以前，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第1项决定的实施情况报告。（3）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包括第6项和第12项，共2项，旨在不断放宽相关管理性或限制性机制，促进农村产权保护。

是否可以将等理解为行政管理领域以外的事项也可以成为试点的内容？笔者认为，从立法宗旨来看，第13条既有对改革和试点本身的重视，即做到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有对控制试点的重视，即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9]从而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的更好衔接。如果期限届满而没有制定新法律或者被授权机关未提出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的，则恢复被暂停或调整适用的法律，包括第1项、第2项、第5项和第11项。

可见，授权决定中的试点内容涵盖面极广，按照重要性递增的次序可以分为5类：（1）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包括第14项、第15项和第17项，共3项。第6项：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为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提供实践经验。因此，如何将地方改革试点控制在法治常规性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第7项：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

（三）《立法法》第13条等字的理解 可以明显看到，前述第一和第二类事项处在《立法法》第13条限制的事项范围内，但第三、第四和第五类事项已经明显超出限定范围。其原因在于，地方改革试点会减损法制统一、平等原则，如果不对其地域范围进行适当控制，必然会在地域上对现行机制或措施造成过大且不必要的冲击，从而使相应范围内的个人受到法律地位不稳定的威胁。据此，应当严格限制因所处地域的不同而造成的公民基本权利上的差别对待。如果在某个地方建立一种明显不同于其他大部分区域的法律机制或措施，显然会在法律上形成一定程度的独立王国，甚至影响国家的单一制属性。

这主要表现为：（1）地方改革试点会减损法制统一性。注释: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系厦门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校长基金·创新团队课题法理学前沿问题研究（20720171006）的阶段性成果。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既有授权决定具有一定程度的比例考虑，但个别授权决定在17项授权决定所组成的乐谱中并不和谐。第16项：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第15项：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在京中央机关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有关规定的决定。但对比第13项决定和第3项决定的期限规定，似乎又不能完全得出前述结论。据此，基本人权保障的实质条件属于宪法明令禁止试点的范围，而允许试点的范围仅限于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事项第10项：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定。比如，试点不得以酷刑为内容，不得违反宪法的明文规定。例如，《魏玛宪法》第48条的紧急命令权最终成为宪法的自我毁灭条款，纳粹正是据此合法地建立了颠覆性的例外状态。

V. Bernard Chantebout, Droit Constitutionnel, Paris: Dalloz, 2007, p.56. [5]比如，直接选举乡镇长的做法……不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在2006年被全面取消参见盛华仁：《依法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求是》2006年第16期然而，我国存在一个特殊问题，即宪法规范密度过高。可见，授权决定中的试点内容涵盖面极广，按照重要性递增的次序可以分为5类：（1）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包括第14项、第15项和第17项，共3项。

第15项：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制度，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拓展公务员职级晋升通道，进一步调动广大公务员的积极性。第11项：进一步积累经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2]因此，地方改革试点通过提供试错机会和积累经验教训提高了改革的科学性和稳妥性。第12项涉及集体所有的耕地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

[2]Andre Roux, Reforme de lEtat et Experimentation, in Actes du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Toulon, Bruxelles: Bruylant, 2005, p.99. [3][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对授权试点的内容进行实质性考察，有助于运用比例原则来衡量各个授权决定的内容的重要性。区域对比性，如第5项决定增设广东、天津和福建自贸区是希望可以与上海自贸区形成互补试验和对比试验以上内容可参见国务院相关部委对试点方案的说明，理论分析可参见杜婉珍：《地方试验的合宪性控制》，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第35～37页。第一类是明确指明试点的终止日期，包括第6项、第11项和第12项，共3项，折算后通常为2年，最多不超过3年。

全部17项决定的被授权主体有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17项授权决定的试点内容依次为：第1项和第2项属于行政审批。

在此后的授权决定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没有仅将一省作为试点范围，由此似乎可以认为，地域分布的合理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考虑。第15项涉及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这是联邦制令人高兴的事情之一。第9项针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药品注册分类。

因此，在审议和批准试点的过程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需要注意对草案的审核和控制，对于存在问题和瑕疵的草案，可以退回提案机关进行修改，从而保证试点在源头上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而地方改革试点正处于目的与手段的权衡关系中，由此必须受到合比例性控制。[1] 前述17项决定的年度分布情况为：2012年1项，2013年1项，2014年3项，2015年7项，2016年5项。第三类事项的被授权主体为国务院，农村产权制度主要涉及国务院的行政管理职权，但在特定情况下出现争议也可能进人诉讼，因此其事项内容与被授权主体部分匹配。

第一类和第二类事项的被授权主体为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试点内容均为行政管理和审批事项，因此其事项内容与被授权主体完全匹配。其中，第14项和第15项是对军官、公务员等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与职务相关的任职保障。

摘要: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应当遵循比例原则，防止对法治的常规性造成颠覆性例外。而第17项是针对保险基金的管理机制，虽涉及行政相对人，但只是管理体制的变化而对相对人权利无实质影响，因此第17项是重要性程度最轻的。

而这种基于比例原则的控制正是地方改革试点区别于紧急命令权的根本标志，由此，可以在总体上将地方改革试点视为法治系统内的例外。我国《宪法》第5条第1款确立了法治国家原则，其中，依法治国必然意味着通过普遍、统一和稳定的法律来对整个国家进行常规性治理，法律的暂时调整或停止适用，只可能存在于《宪法》第67条第20项所创设的紧急状态决定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并且它必然是备而不用的例外手段。